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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)

李鹏被误认为是周总理的养子，他官至国务院总理，又喊邓颖超妈妈，多好一段“子承父业”的佳话。

2014年，李鹏亲自写的回忆录面世了，书中说，他是喊邓颖超喊“邓妈妈”不假，但周总理却不是他的养父。

周总理对他的爱，比一般养父的爱，更无私、更深沉。邓妈妈也是从11岁见到他起，直到他当上了总理，都割舍不下殷切关怀，叮嘱他千万不能骄傲。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呢？他和周总理夫妇到底关系如何？

革命之家

李鹏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，是母亲赵君陶一个人把他养大的，父亲李硕勋虽然可以自在地当个富家少爷，但却勇敢地投身了革命。

同样的，赵君陶也是一位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，在读书期间结识了李硕勋，夫妻俩都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。

赵君陶原名赵世萱，赵家的革命氛围更加浓厚，因为她的二哥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；三哥立志为救国而读书，为革命者提供了很多帮助；五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。

李鹏因为三姨赵世兰，还有个乳名叫兰兰，因为赵世兰一生都不曾结婚，赵君陶又很喜欢三姐，许诺以后有了孩子要叫三姐的名字。

这个三姨也很了不起，邓颖超和蔡畅都得喊她一声大姐，建国后，她还担任了人大代表、妇联常委等职位，也在煤炭部党委工作过。

1927年，李硕勋夫妇被派到上海，从事地下工作，夫妻的身份是最好的掩护。不过真正在李鹏出生的时候，李硕勋却没能全程陪伴。

等他忙完工作回到上海，李鹏已经半岁了，赵君陶把取名权留给了这个忙碌的父亲。李硕勋想了想说，就叫李远芃吧，远是字辈，芃是茂盛的草木的意思。

赵君陶想起了一句诗：万心春熙熙，百谷青芃芃。她马上懂得了丈夫的意思，儿子的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。

不过在去延安时，同行的蒋南翔觉得芃字太生僻，于是建议他改名李鹏，希望他未来有所成就，对革命有所贡献。李远芃从此就叫了李鹏。

赵君陶带着儿子，跟着李硕勋东奔西走，最远到了香港。李硕勋有一次必须去海南开会，但不小心被密探发现行踪，他一到海南岛就被捕了。

敌人对我党党员一向凶残，李硕勋常常被打得体无完肤，两条腿都废了，但他仍然保守着我党的秘密。

敌人终于对他起了杀心，而在这之前，李硕勋请求狱中同情他的人，把他的遗书送到赵君陶手里。

时局太乱，等赵君陶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李鹏都已经快四岁了，李硕勋在信中说，我从没有隐瞒我共产党员的身份，这次肯定凶多吉少。

我死后，你不要太伤心，只要好好抚育儿子长大就够了。得知我的消息后，你绝对不能来找我，带着孩子回家去吧。我们永别了。

赵君陶只能带着稚嫩的儿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，辗转回到了四川宜宾，为了心爱的教育事业，不久后又去了成都。

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，她也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身份，依然从事着地下工作。后来在重庆的战时保育院当了6年的院长，直属领导就是邓颖超。

就在赵君陶管理的第三院，在抗战期间一共拯救了800多名儿童和青少年，不仅治好了他们的病，还教给他们文化知识。

和她一起到重庆的，还有已经11岁的李鹏。邓颖超到成都接赵君陶时，也是李鹏和邓妈妈第一次见面。

周总理夫妇和孩子们

那时候李鹏被日军的轰炸声吓到了，因为太过惊慌，翻身下床不小心磕到了头，邓颖超还拉着他仔仔细细地询问着情况。

到了重庆之后，为了方便赵君陶进行地下工作，李鹏也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，而是和周总理夫妇，住在号称周公馆的曾家岩，等待着被送到延安去。

周总理本来就疼爱孩子，李硕勋在上海的时候，又一起共事过，看着李鹏，周总理忍不住说，这孩子真像硕勋。邓颖超却说：“我觉得更像君陶。”

和李鹏一起住在曾家岩的小孩儿，还有好几个，都是烈士的孩子，都喊周总理“周伯伯”，喊邓颖超“邓妈妈”。

周总理虽然几乎从不对孩子发火，但他对于孩子们的教育也是非常严厉的。有一次，李鹏看到周恩来桌上摆了本《唐吉坷德》，他就好奇地拿起来翻了翻。

读了一会儿觉得不感兴趣，也就丢在一边不管了。很快周总理就发现书找不到了，他十分严肃地问李鹏，是不是他拿走了这本书。

李鹏说，我只是看了，我没有拿。周总理看到李鹏诚恳的表情，也就暂时相信了他的话。

过了几天，书又找到了，周总理专门把李鹏拉过去说，我前几天错怪你了，让你受了委屈。不过，我还是要批评你，如果你看完书放回原位，我就不会找不到了。

周总理就是用这样和风细雨的方式，让李鹏记住了一个做事的道理，也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。

12岁的李鹏不知道怎么就学会了勾腰驼背，被周总理一巴掌拍在背上，告诉他一定要挺直脊梁，这样才是健康的。

而在之后的每次见面中，工作那么忙的周总理却总能记得他，叮嘱他一定随时把胸膛挺起来，李鹏为此总是非常感动。

总理在接待客人的时候，李鹏有时候也在旁边看。对于任何来访的客人，总理都没有不耐烦，对于有所求的客人，也是热情接待，耐心地听完对方的诉求，然后再给出自己的答案。

这种给予任何人平等和尊重的待人态度，实事求是的处理事情的行为，也让李鹏受益匪浅，直接影响了他以后的待人接物的方式。

对于为什么不是周总理养子的事情，李鹏也做了正面回应，周恩来关心里李鹏，就像关心任何一个革命人士的子女一样的，总理的心胸超乎寻常的宽广。

如果人们认为，周总理是因为李鹏是养子，才如此备受关怀，那真的是小看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博爱了。

比如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，就喊周恩来“爱爸爸”。李富春夫妇由于工作原因，很少见女儿，想要安全的团聚一下，还得先经过一番化妆。

然而李特特年纪小，父母的陪伴又少，冷不丁大半夜看到两个陌生人在家，没认出来是父母，反而被吓得哇哇大哭。

有一次哭得实在劝不住，李富春干脆把女儿关了小黑屋，谁知道李特特哭得更凶。

还是周恩来听到哭声，才把孩子“救”了出来，耐性地安抚，李特特才不哭了，李特特从此就抱着周恩来的腿喊“爱爸爸”。

李富春把女儿留在身边，也是有用的，除了能很好的掩护身份以外，每当有人开会的时候，李特特就在门口放风，有人来就大声唱儿歌，或者在窗户贴窗花，挂橘子皮等。

李特特当时并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用，都是长大了之后回想，原来4岁的自己就已经是地下工作者了。

除了李特特，真正被周总理夫妇收为干女儿的只有三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叶挺的女儿叶杨眉，可惜她早早地牺牲在了一次事故中。

还有一个是在大革命中牺牲的革命者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，另一个是烈士李少石的女儿李湄。她们俩也一直喊周总理夫妇为“干爸干妈”。

孙维世有三个兄妹，父亲去世的时候，她只有5岁多，母亲一个人养活着一大家子，16岁时，她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门口放声大哭，因为她想去延安，但她一个人也不认识。

直到周总理办事回来，才了解清楚情况，认她当干女儿，并把她带去了延安，之后她随着去治疗骨折的周总理去了苏联，学习六年后回国。

她常常去探望周总理夫妇，和干爸干妈的关系很好。她结婚的时候，周总理直接拿出一部新中国的婚姻法给干女婿看，有周总理的撑腰，孙维世非常感动。

李湄得益于家人的庇佑，情况比孙维世好一些，但她面临工作抉择的时候，还是希望得到周总理的指引。

她想参加革命，母亲想她送到去苏联或者华北政治班，李湄请干爸帮忙选择。周总理说，你的工作不适合离母亲太远，北方也有群众啊。李湄就真的选择留在了北京。

周总理夫妇就是这样对孩子们充满真诚的关爱，到了延安之后的李鹏，更是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。

感情深厚

到了延安之后，李鹏总想着要多学习，多劳动，早早地做出成绩，不过他毕竟只有十来岁，而且从没有做过农活，在大生产运动中，总是比别人差一截。

为此他苦恼不已，还因为太过于劳累，得了盲肠炎，导致本来就不壮的个子看着更加瘦弱了。

邓颖超专门来看他，让他不要操之过急，还把自己的牛奶配额都让给了李鹏，希望他快点把身体养好。

1945年，17岁的李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但他的申请却被打回来了，李鹏边委屈得大哭，一边不甘心地问支部书记原因。

支部书记说，你表现得很好，也是个积极乐观的好同志，但是你还有些容易骄傲自满，希望你改掉这个不足，还要加强劳动。

三个月后，李鹏经过一番努力，终于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这时候他的干劲更大，在军事训练中非常投入。

当时的训练内容单一，但战士们每人要求要携带步枪和手榴弹以及5斤以上的粮袋，还有6斤左右的背包。

李鹏当时个子瘦小，邓颖超就把他的被子换成了两斤的，希望减轻他训练时的负担。李鹏十分感激邓妈妈的事无巨细，但他更想投入训练了，想早日上战场立功。

考虑到李鹏本就是烈士的孩子了，如果他上了战场，万一遭遇不测，赵君陶女士未必还能撑下去。

于是他建议李鹏去苏联学习文化，尤其是自然科学相关的学科。李鹏果然选择了水力发电系，深入学习了7年时间，才重新回到国内。

李鹏被派去了东北发电厂，将所学的知识立马运用到国家的建设中。在这里，工作两年后，他对朱琳一见钟情。

当时是政府组织的苏联专家和各个厂矿负责人的例行联欢会，领导点名要朱琳来翻译。

朱琳当时20来岁，穿着紫红色裙子，两条黑亮的大长辫子，一双明亮的眼睛，更是让李鹏移不开眼。

朱琳的俄语发音十分标准，而且还能极快地把中国领导的讲话，翻译成通俗易懂的俄语，语义也十分贴切，这让李鹏对他充满了赞赏。

李鹏当时29岁，还没正经谈过恋爱，就连邀请朱琳跳舞，都鼓足了勇气，跳完一曲后，又积蓄勇气，再请朱琳跳了一曲，当晚的联欢会就结束了。

好在李鹏在第二次跳舞的时候，用俄语和朱琳交流，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基本情况，他的坦诚直率，也给朱琳留下了印象。

李鹏给朱琳送了一支幸福牌钢笔和一个苏联带回来的纪念章，朱琳收了礼物又接待了李鹏几次，发现彼此十分情投意合。

最终在充分了解了对方的情况后，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，并于1958年正式结婚。

朱琳怀第一个孩子李小鹏的时候，因为孕吐严重，所以就留在了北京，由母亲赵君陶照顾，一次乘公交车时发生意外，不得不早产。

为了能够顺利生产，赵君陶把朱琳送到医院后，马上打电话向邓颖超请求帮忙，邓颖超找到了非常有接生经验的专家林巧稚，非常艰难才把孩子和母亲都保了下来。

李小鹏出生时不足5斤，如果不是邓颖超帮忙，那情况就太凶险了。

朱琳生完孩子，还是和李鹏生活在东北，周总理去东北丰满发电厂时，还记得李鹏当初就是分配到这里，他还好奇怎么没见到李鹏，其实这时候李鹏已经调到沈阳工作去了。

1966年，李鹏已经被调到北京工作，负责北京城的供电。

李鹏和朱琳一直对周总理夫妇敬爱有加，周总理逝世后，李鹏夫妇天天都要去天安门广场悼念，有时还带着孩子一起去。

李鹏担任国家副总理后，邓颖超十分欣慰，此时她已经80岁了，但仍然语重心长地叮嘱他，一定要保持和群众的联系，不要骄傲。邓颖超一直到临终，都在牵挂着李鹏。

在邓颖超的追悼会上，李鹏和朱琳送上了花圈，上面写着：痛悼敬爱的邓妈妈，李鹏、朱琳，敬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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